將中國視為敵國,如所謂中國威脅論、中國輕蔑論,乃至中國征戰(zhàn)論,各種各樣的中國觀實際上在鴉片戰(zhàn)爭之前就已具雛形。如林子平(1738—1793)在其《海國兵談》(1791年刊)中就說:“我聽說近年來唐山(指中國——引者)和韃靼人與歐洲人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中村敬宇像同樣認為中國與日本為唇齒之國,當然也不都是強調其中的敵對關系,也有在這種唇齒關系中強調以道義為基礎的和平主義者,也有誠心誠意的親善論、聯(lián)盟論者。如中村敬宇(1832—1891)就是代表。[1]中村敬宇是在明治時代與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鴉片戰(zhàn)爭前夕,日本的有識之士已經感覺到西力東漸的緊迫感。古賀侗庵1838年用漢文所撰《海防臆測》最有代表性,而其所撰幕末日本最早報告鴉片戰(zhàn)爭情況的著作《鴉片釀變記》(1841年)以及對東西“窮理”致思方向的不同等重大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到幕末,即便是洋學者,其“皇國”意識也根深蒂固。高野長英因為“蠻社之獄”下獄后,1839年在獄中撰文這樣為自己辯解:“夫皇國,自開辟以來至今,凡兩千三四百年,而儒佛之學已行千六七百年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,無不尊奉此二學。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鴉片戰(zhàn)爭之后,直到日本真正開國,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,中國在鴉片戰(zhàn)爭中的失敗一直是日本朝野議論國際形勢的重要話題。如上所述,齋藤竹堂的《鴉片始末》(1843年)是鴉片戰(zhàn)爭結束之后日本較早對此事件始末進行系統(tǒng)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關于幕府“千歲丸”上海之行,馮天瑜已經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。[1]實際上這次中國之旅的意義和目的,高杉晉作的《游清五錄》中有明確記載,曰:“蓋此行,幕府欲渡支那為貿易,寬永以前朱章船以來未嘗有之事。官吏皆拙于商法,因使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加藤弘之(1836—1916)于1861年12月完成的《鄰草》,在日本作為“解說立憲政體的最初的著作”,被譽為日本“立憲思想發(fā)展史上值得永久紀念的文獻”。盡管如此,如加藤弘之所言,因為那時不能明目張膽地主張日本要采取西洋的立憲政體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堀田正睦像1858年美國駐日總領事哈里斯(Townsend Harris,1804—1878)要求與幕府簽訂《日美修好通商條約》,堀田正睦(1810—1864,幕府老中,佐倉藩主)赴京都希望得到孝明天皇(1831—1866,在位1846—1866)的敕許,但是此事被反對簽訂條約的攘夷派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藤村道生的實證研究闡明了在《中日修好條規(guī)》的簽訂過程中,從日本方面先后提交的兩個條規(guī)草案中可以看出,其外交政策發(fā)生了從力求與中國達成平等地位以取得解決朝鮮問題的優(yōu)勢,到力求與西歐列強為伍、企圖在中國取得與其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　日方的改約1871年7月29日,《日清修好條規(guī)》簽訂。8月29日,外務卿巖倉具視因為條規(guī)中的第二條規(guī)定有招致各國疑惑之虞,便命令伊達宗城等迅速歸朝。與中國的“修好”以不能招致“西洋各國不信任”為前提,如果這樣,即便簽訂也...[繼續(xù)閱讀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