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2月,江青在上海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(以下簡稱“座談會”),以及會后產生的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》(以下簡稱“紀要”)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的一個重大事件。特別是“紀要”曾被認...[繼續(xù)閱讀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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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2月,江青在上海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(以下簡稱“座談會”),以及會后產生的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》(以下簡稱“紀要”)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的一個重大事件。特別是“紀要”曾被認...[繼續(xù)閱讀]
史學界關于“三家村”的研究,大致說可分為三個階段:最初主要是辯冤,從事實真相和道理是非說明“三家村”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,而是當時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制造出來的一個現(xiàn)代文字獄。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...[繼續(xù)閱讀]
批判羅瑞卿1965年12月7日,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參加中央的會議。當時我正在下面抓“四清”,我從河北永年縣趕回北京,8日由北京飛到上海,行前對會議內容一無所知。12月9日開始開會。會議由林彪主持,毛主席沒有參加,會議的主要內容...[繼續(xù)閱讀]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中共中央決定派我為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,代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職務,領導北大的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”運動。在風口浪尖上,我經歷了一場不尋常的嚴重斗爭。在處理北京大學“六一八”亂揪亂斗事件中,被江...[繼續(xù)閱讀]
1966年5月25日,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策動下,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園里貼出大字報,攻擊、誣蔑中共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、北京大學黨委主要領導宋碩、陸平、彭珮云??瞪持诒本┲鞒种醒牍ぷ鞯膭⑸倨?、鄧小平...[繼續(xù)閱讀]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我曾在“中央文革小組”工作過一段時間。我于1966年5月初住進釣魚臺國賓館,從這時起到1967年8月,我在那里住了15個月。1966年8月底,因為有人寫信向江青告密誣陷我“罵過江青有神經病”,又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...[繼續(xù)閱讀]
20世紀60年代,美國炮制“北部灣事件”,把戰(zhàn)火擴大到越南北方。中國作為越南的大后方,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,直至越南南方完全解放,實現(xiàn)全國統(tǒng)一。我當時作為中國年輕的駐越外交干部,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這場斗爭...[繼續(xù)閱讀]
周總理正告基辛格:你們要在聯(lián)合國制造“兩個中國”,中國政府堅決反對,一定公開批駁。基辛格說:請你們對我們的總統(tǒng)少用些尖銳的形容詞1971年5月,巴基斯坦方面轉來美國總統(tǒng)尼克松的口信,說他準備來北京同中國領導人交談中美關...[繼續(xù)閱讀]
一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時候,每年都要外出視察工作,返程時間一般在9月底。1971年8月15日13點,我們陪著已經78歲高齡的毛主席又出去視察了。16日到武昌。在武漢,毛主席同武漢軍區(qū)兼湖北省負責人劉豐談話一次;同劉豐及河南省負責人劉...[繼續(xù)閱讀]
人的一生中,能直接參與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是很少的,能直接參與世界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。正因為是這樣,所以到了晚年,“如煙往事俱忘卻”的時候,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顯出來。我親身經歷的“乒乓外交”就是當...[繼續(xù)閱讀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