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(jù)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《司馬遷傳第三十三》所載,《史記》大約由司馬遷完成于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是年,距漢武帝“乃立樂府”的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①,雖然已有整20年之隔,但《史記》所涉之古歌、歌詩等,卻幾乎全為“前樂府”...[繼續(xù)閱讀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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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(jù)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《司馬遷傳第三十三》所載,《史記》大約由司馬遷完成于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是年,距漢武帝“乃立樂府”的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①,雖然已有整20年之隔,但《史記》所涉之古歌、歌詩等,卻幾乎全為“前樂府”...[繼續(xù)閱讀]
《漢書》與樂府詩及其批評的關系,主要表現(xiàn)在對樂府詩的整理、著錄、論述等方面,而且是將“前樂府”與本朝樂府即漢樂府分而為之,如卷二十二《禮樂志第二》、卷三十《藝文志第十》之所載,即為其對樂府詩批評之大端。這兩篇...[繼續(xù)閱讀]
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,是漢代最具影響的兩部史書,其中雖然是重點對歷史人物、歷史事件等之描述,但于樂府詩及樂府詩批評,卻是不無關切與重視的,以上之所述,即對此進行了有力之證實。作為史學家,司馬遷與班固均深知禮樂文化的...[繼續(xù)閱讀]
今本《琴操》雖為輯佚本,但其47篇的琴曲之量,已成為兩漢時期所收“琴曲類樂府”最多的一部總集類著作。在這47篇琴曲之中,有篇名而無琴辭者23篇,即:《伐檀》《騶虞》《鵲巢》《白駒》《殘形操》《水仙操》《懷陵操》《伯姬引...[繼續(xù)閱讀]
就現(xiàn)所存見的資料言,最早對“前樂府”予以關注即進行批評者,乃首推西漢揚雄的《琴清英》一書,其后,桓譚《琴操》與蔡邕《琴操》雖然繼而為之,但桓譚《琴操》卻未能留傳下來,因之,蔡邕的《琴操》,也就理所當然地應在這類批評...[繼續(xù)閱讀]
據(jù)《史記·樂書》與《漢書·禮樂志》所載,漢朝與先秦時期的夏、商、周三代一樣,均極重視音樂,因之,自漢武帝“乃立樂府”始,整個西漢時期的樂府,即由《郊祀歌》《房中歌》《鐃歌》三大類構成①。而待至東漢明帝時,樂府又被定...[繼續(xù)閱讀]
在曹氏三父子中,曹丕是唯一高唱“文章”乃“經(jīng)國之大業(yè),不朽之盛事”的一位詩人,但遺憾的是,他后來卻不做詩人而成為了歷史上的魏文帝。對于這樣的一位文學家,《三國志》卷二《魏書二·文帝丕》卷二注引《魏書》,雖然記載了...[繼續(xù)閱讀]
年十余歲就“誦讀《詩》《論》及辭賦數(shù)十萬言”而又“言出為論,下筆成章”③的曹植,雖然不曾如乃父曹操、乃兄曹丕那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,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與高貴性,在曹丕稱帝之前的漢末建安時期(公元196—220年),其經(jīng)常隨...[繼續(xù)閱讀]
通過以上的考察與論析,曹氏父子三人的樂府觀,已得以基本呈現(xiàn)。為便于認識與把握,茲將其作如下之歸納。具體為:(一)曹操的樂府觀。在曹氏父子三人中,曹操是唯一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軍事家,所以,其一生之所作所為,并不是想...[繼續(xù)閱讀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