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8月18日，我生于浙江金華。母親說，出生那天凌晨，她夢見一個桌面大的“典”字，早晨9點就生下了我。母親領悟：“典”預示“共”產黨頂替“國”民黨。我現(xiàn)在想，“典”是否也預示著我和典籍打交道的人生呢？8個月到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母親帶兩個女兒回鄉(xiāng)還愿母親吳慧良，字周南（1916.12.9—2002.3.4），是個佛教徒。父親去美國留學期間，母親留在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宿舍，捱度艱難歲月，好不容易熬到抗戰(zhàn)勝利，急于回到南通故鄉(xiāng)與父母公婆重逢。當時客船一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父親忙于工作，很少教我識文斷字，而由著我翻書，他經常說開卷有益，可謂他的經驗之談。父親除了讀書之外沒有其他業(yè)余嗜好，他是遺傳學家，讀書興趣卻很廣泛。1955年，安徽大學農學院遷到合肥，新建安徽農學院。我家搬進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7歲時和大姐合影1957年之后，家里接連遭厄運，禍起父親被打成右派，由此引起連鎖反應。分別在小學、初中和高中上學的我和兩個姐姐，在學校里都遭到老師的歧視和同學的白眼。才上小學的我，被班主任拎到講臺前，“交代”父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我于1959年8月份出院，但要等到結核鈣化才算痊愈，所以9月開學時辦了休學手續(xù)。休學期間我找到一個消遣的好去處，那就是到書攤上看連環(huán)畫。在合肥長江路的結核病防治所和安醫(yī)門診部之間，開了好幾家租看小人書的書攤，一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教育學家曾曰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學習的知識量成幾何級數(shù)增長。就量變質變的關系而言，知識量的增長一定會起質的變化，此謂“轉識成智”。如果說我在小學階段學識字斷文，那么中學四年（1962—1966）智力大大提高。所謂智力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父親從未和我細說自己經歷。無論是本性還是個人成長過程，我受父親很多影響，有義務為他撰寫傳記，而且現(xiàn)在擁有撰寫傳記所需要的文本材料。父親在1966—1972年反復交代自己歷史，這些交代材料后來退還本人，共23份。這些材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父親遺留的材料里，我看到有一段話特別扎眼，抄錄如下：在這十年中損失的是十年寶貴時光和精力，隔斷了十年國外科學情報資料，推遲了十年的科研工作，此外還被抄走和損失了一些物資，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且最近已做了一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966年筆記首頁在艱難歲月，生活變得十分拮據(jù)。我知道無知比貧窮更可怕，我在貧困中沒有消沉，而是逍遙自在地讀書。雖然家徒四壁，即使手頭僅存《馬克思恩格斯文選》二卷本，也能從中得到思想慰籍。馬恩著作中首先吸引我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1968年底，除了少數(shù)人參軍、招工，絕大多數(shù)同學一鍋端下放農村。1968年11月底的一個陰雨天，滿載同學的六七輛大卡車，凄凄切切、悲悲慘慘地馳出合肥一中門口楊巷。我突然想起李白一句詩歌：“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...[繼續(xù)閱讀]